中国经济“双循环”的六大支柱

“天下之势不盛则衰，天下之治不进则退。”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“双循环”料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框架，在发展方向上指向“国强”与“民富”，在运行形态上指向“行稳”与“致远”。沿循这一战略定位，构建“双循环”的关键在于用好改革开放与制度优势的两大重器，同步打造各司其职、相辅相成的六大支柱。这六大支柱包括需求升级、供给升级、金融供给侧改革、宏观调控现代化、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定位升级，将在“双循环”中依次承担发动机、启动器、加速器、导航器、新赛道与连通器的核心功能。展望未来，随着六大支柱的确立和巩固，中国经济“双循环”有望畅通运转，平稳发挥化危为机、化变局为新局的战略职能。

中国经济“双循环”的六大支柱

资料来源：作者绘制

第一，发动机：需求升级。在全球大变局之下，内需将取代外需，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。根据我们测算[1]，在保守情景下，2019-2035年，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倍增。顺应这一趋势，如何激活和利用好内需潜力，将成为“双循环”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在这一领域，未来“双循环”料将沿着三条主线发力。其一，稳步推动“两新一重”基建投资，在撬动投资引擎短期反弹的同时，也将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化，大规模培育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，进而带动消费引擎的长期回暖。其二，通过优化供求结构和制度变革，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升级，尤其是加速消费升级重心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下沉，更加普惠地、更多层次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。其三，加速新型消费需求的成长，将年轻世代的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丰富的细分市场，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化为在线文娱、云服务、新零售等新型消费的扩张空间，不断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费新增长点。

第二，启动器：供给升级。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升级并非无本之木，而是需要供给升级予以先导性的支持：一是依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，缓解消费意愿的不足；二是新供给创造新就业，补上消费能力的短板。供给升级将启动新一轮消费升级，并立足于升级后的内需市场完成下一轮供给升级，由此开启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。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，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，未来的供给升级料将包括依次传导的两大环节。其一，基础性要素的供给升级。一方面，对内坚持改革攻坚，加速五大要素（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与数据）的市场化配置，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，推进国资国企改革，从而全面提高国内要素配置的效率和质量。另一方面，对外扩大高水平开放，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和人民币国际化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。其二，商品服务的供给升级。一方面，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契机，将国内价值链拓展为富有深度的“研发设计（科创头雁）→品牌营销（国货潮牌）→加工制造（隐形冠军）”的完整链条。另一方面，抓住服务贸易回流的契机，推动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，满足国内服务消费的新需求；加速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，缔结与全球体系的新联系。

第三，加速器：金融供给侧改革。伴随中国经济的“减速增质”，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日渐增强；伴随中国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位，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正在构建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。基于此，未来金融供给侧改革若能进一步深化，有望对“双循环”的畅通运行发挥三个层面的加速作用。其一，利率市场化完成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叠加融资渠道的多维拓宽，有望引导要素资源向优质的中小企业和新经济企业配置，形成“稳经济+补短板+锻长板”的政策集成效应。其二，资本市场的稳步发展有望通过“财富效应”，在需求侧助力消费升级，通过“投资效应”，在供给侧推动产业升级，从而进一步打通供需双升级的良性循环。其三，借助中国金融的高水平开放，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的相对优势将吸引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，与更加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。

第四，导航器：宏观调控现代化。在全球大变局之下，国际风险形势日益复杂多变。在高质量发展之中，国内多重政策目标更需精准平衡。与之相匹配，建设“双循环”新格局，必然要求中国宏观调控在“一大一小”两个层面进一步走向现代化，以引导国民经济平稳运行。从大处来看，以改革攻坚优化政策体系。其中重点包括：在货币政策领域，依托“利率并轨”改革，实现对增长、物价、就业、金融安全等多目标的动态兼顾；在财政政策领域，依托财税体制改革，优化央地财权事权划分，重塑地方政策实施的激励机制与资金支持；在政策协同领域，优化财政、货币、产业政策的搭配组合，降低全球政策的外溢影响，长期保持“以我为主”的政策定力。从小处来看，以工具创新提升政策效力。通过推出更多结构性、精准性、直达性的政策工具，从事后式、粗放式、逆周期的干预模式，转向前瞻性、精细化、跨周期的调控模式，使政策空间的应用更为高效和可持续。

第五，新赛道：数字经济发展。在全球大变局之下，全球经济在传统领域陷入“存量博弈”的泥淖。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，以良性竞争促进共同发展，将是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。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，中国经济目前已成为全球领航者之一，未来进一步加快自身及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，将是“双循环”的应有之义。具体而言，这一趋势料将体现于三个层面。其一，数字经济产业化。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，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、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，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，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“人口素质红利”，打造新维度的供求循环。其二，传统产业数字化。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，通过物联网、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，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，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“大规模生产时代”走向“数字化生产时代”，融合大规模、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生产优势。其三，经济治理数字化。一方面，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，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；另一方面，以央行数字货币、数字财政等数字化政策工具，打破传统政策工具的“天花板”，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的广度、力度与精度。

第六，连通器：国际定位升级。在全球大变局之下，经济全球化面临长期且全面的退潮风险。基于这一环境，中国经济“双循环”虽然强调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”，但是并非走向“闭关自守”，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，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；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，从而带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进步。具体而言，这一国际定位升级预计将体现于三个层面。其一，价值链定位升级。基于“双循环”中的供需双升级，中国经济从全球价值链中的“供给”中心升级为“供给-需求”双中心，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升级为中上游。其二，国际金融定位升级。凭借“内循环”的相对韧性，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成长性、低风险性的双重优势，为全球长线资金提供“压舱石”，人民币的网络效应与回流机制同步完善，配合石油人民币的发展，多渠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。其三，国际治理定位升级。在全球乱局之中，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“稳定锚”，从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的被动接受者，升级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重塑的主动引导者，从根本上规避脱钩风险、改善外部环境、防范外溢冲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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